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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待有机马克思主义
2018-11-16 16:09 来源:《理论与评论》第1期 作者:陈永森 字号
关键词:有机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神学性;中国文化;共同体

内容摘要:有机马克思主义声称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但它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生态性和忽视文化因素的作用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它对历史规律性、历史进步性的否定也是错误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尽管其对基督教的改造顺应了当代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但神学世界观是不科学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有合理之处,但有过誉之嫌,甚至违背历史事实;对相对自给自足的共同体的倡导用心良苦,但反全球化不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良方。

关键词:有机马克思主义;经典马克思主义;神学性;中国文化;共同体

作者简介:

  摘 要:有机马克思主义声称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但它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生态性和忽视文化因素的作用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它对历史规律性、历史进步性的否定也是错误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尽管其对基督教的改造顺应了当代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但神学世界观是不科学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有合理之处,但有过誉之嫌,甚至违背历史事实;对相对自给自足的共同体的倡导用心良苦,但反全球化不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良方。 

  关键词:有机马克思主义 经典马克思主义 神学性 中国文化 共同体 

  作者陈永森,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福州 350117)。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近几年在我国学术界流传较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之一。对于这种自称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需要谨慎对待,批判性分析。不要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的名号、肯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我们就引以为知己而追捧之;也没有必要因与我们的见解不同而追杀之。只有讲道理、摆事实,理性评判才有说服力。本文仅选择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加以考察。

  一、如何看待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以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自居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的,而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后现代的。从后现代的视角,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种种批评。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质疑可以看出,有机马克思主义尽管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社会主义,但其精神实质已远离马克思主义。

  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历史发展有无根本动力和基本规律?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深受黑格尔的影响,把历史看成一个必然的过程。尽管马克思把黑格尔头脚倒置的哲学翻转了过来,但历史进程的可预测性和有规律性思想是共同的。黑格尔把历史看作绝对精神的展现;马克思把社会经济条件看作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马克思并没有跳出黑格尔的思考框架。结果,他不加修改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1]。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无论是基于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历史决定论和规律论都是错误的,因为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都说明一些偶然的因素就能改变物理世界的变化过程;建立在混沌原理上的生物系统更为复杂,从而进一步削减了其可测性;社会系统因其文化的介入,使其不可预测性更呈几何级数增长。“很多偶然因素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有贡献,所以只谈论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性会误入歧途”[2]。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我国学术界没有谨慎地远离这个“不准确、误导人的、不可取的”现代主义“决定论话语”表示遗憾,认为从“21世纪的社会经济现实出发,发展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后工业的、后决定论的、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重要的”[3]。

  二是世界是否会变得越来越好?否定进步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般特征。有机马克思主义也认为,“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并“最终出现一个乌托邦的理想社会”是来自基督教弥赛亚主义错误的现代性话语。他们认为,“部分是因为自身的犹太教背景,马克思深受这些假设的影响。”[4]不过,与永恒的天国不同,马克思开创了一个世俗版的乌托邦。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世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弱者、穷人却不愿或无力改变现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有许多老大难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这说明现代进步主义只是思想者的一厢情愿。有机马克思主义把自己定位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学会理性对待乌托邦的主张”[5]。

  三是马克思是否有生态思想?有机马克思主义有保留地肯定了福斯特对马克思有关人类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以及恩格斯自然进化思想的论述,批评了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刻见解,但有机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尽在马克思中”。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深刻的洞察,但总体上,他们并不特别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自然界构成了阶级斗争的背景,但它只是作为唯物主义的‘质料’、原材料供应者以及工作场所而存在,它也许是人类斗争得以展开的舞台,但它本身并没有被充分纳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6]。

  四是如何看待文化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特定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而衍生出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正是有机马克思主义“有机”的一个内涵。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确实把一切人类历史看作社会经济结构发展的产物,而把思想和意识形态仅仅看作对历史不产生真正影响的“上层建筑”,但后期有所变化,因此这种思想不能代表马克思成熟的思想。不幸的是,西方学术界往往只关注早期而忽视了后期,而“庸俗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忽视了思想、文化的作用。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不仅要研究资本、阶级和生产资料的历史,而且也要研究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促使社会进化的所有因素。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有机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一种对唯物主义的更广泛的理解,今天一些哲学家称之为‘广义的自然主义’。广义的自然主义者认为,自然的进化不仅包括生物维度的进化,还包括思想的、文化的甚至世界观等维度的进化”[7]。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文化资源的多元化导致马克思主义应用的多元化,他们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与神学结合起来,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和激进的基督教原理的融合产生了解放神学”[8]说明了这种结合是可能的。

  如何看待有机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就历史的规律性而言,马克思无疑是主张历史的演进是有规律的,但马克思并没有把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发展轨迹泛化为普世性规律,因为,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各异,无法“以一统万”。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曲解,尤其是米海洛夫斯基把西欧社会发展道路套用于俄罗斯等东方社会的做法时说道:“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9]1881年3月,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者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的回信中强调,他在《资本论》中关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论“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并强调“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故东方国家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能根据各国的历史特点作出判断。由此可看出,马克思反对把西欧的发展模式套用到任何国家中。马克思只是依据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的一般进程,但没有也不可能预知各个国家的具体的历史轨迹,否则真的会像柯布所说的那样,陷入“错置具体性谬误”。

  就文化影响历史进程而言,马克思无疑是否认文化的决定性作用的。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不是意识决定物质,而恰恰相反,是物质生活决定人的精神生活,但马克思又反对把经济因素看作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认为上层建筑、文化也会在特定时期和范围内改变历史的进程和面貌。当一些追随者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决定论”时,恩格斯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不得不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10]恩格斯进一步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1]在恩格斯看来,只有呆子才会断定,北德意志的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经济、语言和宗教的强国,只是由经济必然性决定,而不是由其他因素所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得很清楚,经济因素很重要,但其他诸如宗教、政治等因素也在历史进程中也发挥重要作用,甚至能从根本上改变某个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的进程和面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种种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止一次表明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2]。确实,我们有些人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有失偏颇,有机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重视不无道理。不过,如果只讲精神、文化作用,而无视物质生产、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作用,这种“文化嵌入式”马克思主义就偏离了唯物史观,而滑向唯心史观。

  就历史是否不断进步而言,马克思无疑如有机马克思主义所言,确实是一个进步主义者。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就是一种进步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从前的文明社会都是阶级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历史最终要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由于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政治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各异,马克思也认为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有所不同。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3],而不必先经历西方历史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当然,历史的进程不是直线的,而是迂回曲折的,有时候还会有暂时的倒退,但从世界历史的总体上看,历史总体上还是不断进步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自称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但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步论上,与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如出一辙。有机马克思主义把中国人印度人与欧洲人的时间观进行比较,赞赏把时间理解为周期性、把历史看成由一序列周期构成的东方时间观和历史观,贬低欧洲的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的“世界改良论”。西方的线性时间观和历史观固然有其缺陷,但中国的所谓兴衰治乱、往复循环的“历史周期律”明显是错误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把错误的历史观作为其反对历史进步主义的依据,难以服人。有机马克思主义以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存在的问题来否定历史进步性也是不能成立的。尽管在资本主义国家,像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但我们也不要忽视这样的事实:今天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生产力发展、普遍的生活水平、各阶层的政治参与、交往的范围和手段等等比马克思的时代显然是大大进步了,甚至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策还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要素;尽管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很多问题未能解决,甚至苏东还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国家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进步潮流不可阻挡,有机马克思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进步的否定缺乏历史和现实的依据。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应该是历史乐观主义者,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进步主义并没有错。

  就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性而言,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否定唯物主义辩证法在思考和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的作用,显然是错误的。这一点,有机马克思主义显然比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退步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出现端倪,马克思揭示了当时英国伦敦的环境问题,恩格斯揭示了英国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他还警告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人与自然矛盾的和解、要求把保持良好的土地传给下一代、憧憬城乡融合的社会等,直到今天还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但在马克思的时代,生态环境问题并未像今天那样严重,环境问题也未充分展示出来,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实现工人的经济和政治解放以及人类的解放。因此,尽管在生态环境问题上他们有许多深刻的见解,但没有构建完整的生态学理论。应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反对“尽在马克思中”是有道理的,但总体上它对马克思有关生态环境问题的洞见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没有看到唯物论和辩证法在分析生态环境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意义。  

作者简介

姓名:陈永森 工作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禹瑞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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